在今天，住房的问题困扰了许多人，很多人成为房奴，痛并快乐着。那么，古人究竟是怎样解决住的问题的呢？住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部分，一是短期旅行的住宿，一是长期在某地生活的住房，住房可以租、可以买，买包括买现房和买地自建房。
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是两个系统，一个是官营的驿馆，一个是私营的旅店。驿设置在官路之上，唐代原则上每30里设一驿，宋代改为60里，但是每20里有马铺、歇马亭。帝制中国历史上覆盖面积最广阔的驿站系统当然是元朝的，一直向西伸展到欧洲。“驿站”的“站”字也来自蒙古语。驿的主要功能是向“公差人员”提供食宿补给。在驿站中住宿需要“介绍信”,唐代的乘驿凭证分为铜传符和纸质驿券两种，铜传符需要皇帝亲批，适用范围很窄，大部分人出差用的都是纸质驿券，唐后期凭借“转牒”（也就是节度使的批条）也可以住驿。
朝堂上各路势力的此伏彼起，你争我夺，在驿馆之中，也会上演。宪宗元和五年（）,监察御史元稹夜宿华州华阴县的敷水驿，刚刚在上房住下，宦官刘士元驾到，一定要住元稹的房间。元稹不让，刘士元大怒，破门而入，元稹鞋都来不及穿，穿看袜子往里屋跑，刘士元追上去用马鞭击破了元稹的脸。结果怎样？“执政以稹少年后辈，务作威福，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”（《旧唐书》）唐后期宦官势力之猖獗，可见一斑。
驿馆的房子称为驿舍，驿舍照道理讲是临时居所，但也有人长期借住。比如北宋仁宗时的杜衍“不营生事”,“不买田宅”，官至宰相，却连一所宅邸都没有；杜衍退休之后到南京（商丘）养老，“无屋以居，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”。一种说法甚至认为，杜衍死后，他夫人相里氏才拿出压箱底儿的钱买了一所小房子。杜衍身世坎坷，自幼贫穷，这位相里氏夫人却是富人之女，挨到丈夫过世才买房，可见杜家当家的还是杜衍。
除了官营的馆驿，道路之上，还有私营的旅店。战国时，已经有旅店业。《史记商君列传》载，秦孝公死后，商鞅被诬谋反，仓皇出逃到秦国边境，“欲舍客舍”（想要住店）。结果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，舍人无验者坐之”，收留无证旅行者有罪，遭到拒绝。荒村野店，往往罪案高发。《水浒传》为孙二娘的黑店选址选在十字坡，就是很有眼光的。北宋的张咏35岁中进士之前，主要靠骚扰已经做了官朋友过活，这种谋生方式，清代叫做打秋风”或者“打抽风”。汤明县令赠给他一大笔钱财，张咏就用驴驮着东西，带看一个小书童往家赶，“行三十余里，日已晏，止一孤店，唯一翁二子，”一看就是一个黑店，又不能不住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第二天天不亮，张咏一把火烧了黑店，带着书童、赶着驴，走了——黑心的店主人已经被张咏用短剑解决。当然，大部分旅店是好的，提供食宿，赚取利润，我们不能像武松那样疑神疑鬼。
上面说的馆驿和旅店都在路上，城市的旅店业也相当繁荣。北宋开封的邸店分为官私两种。仁宗时，官营邸店有房26,间，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。邸店利润极高，吃瓦片的挣的是“痴钱”（傻子都能挣），所以，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。
那么长期生活的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帝制时期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，多半是异地任职；隋炀帝之后，对于官员携带父母子女随行任职的规定不断放宽，传统社会又有投亲靠友的传统，再加上丫环仆妇，官员调动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随行。这大家子人怎么住？部分官员有公家提供的宿舍，大部分人是租房子的。比如程颐、程颢家，他们的高祖父程羽得到宋太宗的赏识，太宗赐了一套房子给程家，在开封的泰宁坊。二程的父亲程珦就出生在京师泰宁坊的赐第”中，但是这套房子程家只住过三代人。二程兄弟小时候一直跟随父亲的调动到处搬家。他们在丹阳租住的是葛家的房子，给葛家看守这套房子的老王头夫妇非常不好说话，“前后居者无不苦之”，二程的母亲侯氏却很有办法，让这对老夫妇显现出柔顺善良的一面，等到程家要搬走的时候，王老太太很是舍不得。像丹阳葛家这样靠出租宅子吃瓦片的人家，首都和州城府县都应该不少。
租房子最好租在哪里？同类相求，跟老朋友租在一起，是个很好的选择。据说王安石从金陵奉调回开封，先派了儿子王雪打前站来租房。人人都说房子不难找，王霄说：不然，我父亲认为司马十二丈（司马光）为人做事值得后辈效法，想要在司马家附近找一套，这就不容易了。这个段子究竟是否属实，我抱怀疑态度。但是，司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镇在开封的确是比邻而居的。
传统时期的房价也和今天一样，第一是位置，第二是位置，第三还是位置。上风上水，贵。靠近直员上朝出入宫门的区域，贵。北宋仁宗时期宋敏求家住春明坊，宋家成书丰富，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，以便于借书。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就高一倍。照这道理，国图附近的房子应该是最贵的，而不是学区房。
租房子住终归不是长久之计，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自己一辈子只租房住，哪怕土地使用期限只有七十年，还是拼了老本地买房，嫁女儿更是房子第一，由此滋生出丈母娘经济。古人也不比我们更有出息。只要条件具备，房子还是要买的。比如说唐代的韩愈，二十六岁，生活还很窘迫，写信给别人说“今所病者，在于穷约。无僦屋赁仆之资。无缊励食之给。驱马出门。不知所之。”（我现在最感到难受的，就是穷，没钱租房子，没钱雇仆人，没钱买绵袍，没钱买吃的。我打马出了门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）要让我看，韩愈的穷跟陶渊明的穷一样，是相对的穷，最起码，他还有马，真穷就骑驴了。当然，韩愈有一大家子人要养，他的经济要求也是不一样的。为了取得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了积累资历，魅愈后来到节度使幕府服务过，“日月有所入，比之前畴，丰约百倍”,收入水平大大提高。
不断增长的俸禄，再加上给人写作碑文志文所赚取的丰厚稿费，四十九岁，韩愈终于在首都长安买了房。这座房子有“中堂”，这是祭祀和举行典礼的地方，“中堂高且新，四时登牢蔬”；有一个很宽大的院子，“庭内无所有，高树八九株”；还有“东堂”，风景很好，“东堂坐见山，云风相吹嘘”；有“北堂”，是女眷居住活动的区域。此外，还有南亭，南亭外面是菜地，“松果连南亭，外有瓜芋区”；院子的西边没怎么盖房子。韩愈把这房子视为自己三十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，他写了一首“示儿”诗，向孩子们表达自己的骄傲与喜悦：“始我来京师，止提一束书。辛勤三十年，以有此屋庐。”三十年奋斗，韩愈终于在首都买了房，后来他还在城南置办过一个小别墅，当然，韩愈寿终正寝是在长安城里的这套房子里。
买房子、盖房子，追求高大上，这一点，古今俗人，概莫能外。把这种追求发挥到病态极致的，就是那些权势上的暴发户。比如唐代杨贵妃的兄弟姐妹们，仗看皇帝宠爱，比赛盖房子，看谁的高级。一间大厅的花费，动辄超过千万缗。更变态的是，房子盖好，发现别人家竟然有超过自己的，立刻就拉倒重建。敢于“平明骑马入宫门”，“淡扫蛾眉朝至尊”的虢国夫人更是作风豪荡，一天早晨，她忽然率领工匠闯入韦嗣立的宅子，进去就拆，拆完就盖，扔给韦家十亩空地了事。这韦嗣立也是当作宰相的人，他跟中宗的韦皇后是同姓疏族，被强拉进韦皇后的外戚团队。想当年，韦嗣立家的骊山别业落成，中宗亲临祝斐，赏赐优厚，给韦家别业所在地赐名“清虚原幽栖谷”。韦皇后倒台之后，韦嗣立受到牵连，在政治上一蹶不振，幽栖不能。此时，韦嗣立已死，韦家全无势力可言，所以，虢国夫人才敢强拆他家的宅子。权力的蛮横，权贵的野蛮丑陋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宋真宗朝的圣相”李沆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明风范。李沆做宰相，在开封盖房子，大厅前面搞得很窄，仅能容一匹马掉头。有人批评太寒碜了，李沆笑看说：“房子是要传给子孙的。这个间量当宰相的大厅的确是窄了点，但是做太常寺太祝、奉礼郎的大厅，绰绰有余了。”太常寺太祝、奉礼郎是官僚子弟从恩荫入仕的常用官衔。李沆对自家儿孙，怎么可能不爱惜，但是他知道传给孩子什么更重要。李沆的豁达之中，透露出社会流动的信息。从宋朝起，中国进入科举时代，是个人奋斗、科举成功决定家族盛，而不是家族出身决定个人前途。有人向上，就有人向下。没有家族是世代簪缨，永远富贵的。
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必须持续奋斗，也必须有一颗平常心，能为向上的欢呼，也要能接纳向下的沉默。关于这点，宋初的武将郭进的表达更加直率，他在开封北边的大宅子落成，举行宴会庆祝，让建筑工人坐上首，自己的儿子坐下手。有人问他，郭进指看工人们说：“此造宅者。”又指看儿子们说：“此宣宅者，固宜坐造宅者下。”多么豁达明理之人啊！
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房子可以遮日头、避风寒，每一颗心都能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